英国是现代信托的起源地，对信托在世界的广泛应用产生了重要作用。信托是由于僵化的封建制度导致的贵族和民众的财产管理和事务管理需求和普通法的救济缺失导致的衡平法的积极干预而产生的。英国信托制度的雏形用益制度在较早的时候就被运用于规避封建地产、规避封建继承制、规避婚姻财产制度、保障家人日常生活、逃避债务、逃避罚金、规避严厉方济会教规等。1643年，双重用益在衡平法范畴下被承认，标志着近代信托法律制度的确立，之后英国信托在遗嘱执行、遗产管理、特殊需要服务、公益慈善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但是，英国信托的发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处于僵化和停滞，反观美国信托在美国立国后不久就蓬勃发展，其势头在19世纪末让英国难以望其项背，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感。
英国信托的僵化和停滞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20世纪之前用益制度和信托制度在英国的使用并非想象中的那样普及，效果也没有想象中显著。
根据劳伦斯·M·弗里德曼在《遗嘱、信托与继承法的社会史》中的记载，英国长期以来不存在美国禁止挥霍信托的对应工具，而且英国法对于家族信托的态度相当不友善，尽管理论上有救济的功能，但是长期以来，英国贵族格外看重家世名望，总是通过长子继承制尽量聚敛和保留大宗家产，而不像东方国家实行家庭析产制，这种严格固守长子继承制的现象至少持续到了17世纪，“长子继承制”比想象中顽固得多，在大部分情形下是被不打折扣地执行的，只有少数极富有的大贵族肯把部分地产分给其弟妹和家庭其他成员，有不少贵族嫡长子在继承家产后，与其他手足和旁支形同陌路，特别在19世纪中叶之后，不少贵族庄园周围常有若干依附于嫡长子的乞丐亲戚，不少只能在救济院、贫民习艺所找到归宿。
此外阎照祥所著《英国贵族史》中记载，为了加强对贵族的控制，都铎王朝继续实施监护制，国王有权处置早逝贵族的地产，包括安排那些未成年贵族嗣子婚事。早逝贵族的未满21岁的继承人要寄居宫廷，由国王亲自监护或委托监护法庭管理。监护法庭可以出售国王对被监护人1/3地产的监护权，即转让地产收益至财政账户。
这段记载说明直到15、16世纪，尽管都铎王朝实行“开明专制”，《谈判力：信托制度的形成与应用》等著作中所说的运用用益制度规避长子继承制和封建附属义务的做法都未成为主流，属于矛盾的次要方面。
二是20世纪之前英国信托与金融的联系长期处于不紧密的状态，发展较为迟缓。
根据民国时期上海信托总经理程联所著、马寅初作序的《世界信托考证》中转引国外文献的记载。直到1870年，英国的信托业范围都极窄，只能代理公民及社会团体的财产，遗产数额超过1,000英镑方能受理。1886年后，虽有较大的信托公司出现，英国信托业有所发展，但监管仍过于严苛，凡是法律所未明文允许的业务均无法开展，反倒是支持资本扩张的海外投资信托蓬勃发展，规模达到23.5亿英镑，远超英国国内的信托投资，充分展现了英国资本主义依赖海外殖民地的特性。1901年，英国鉴于美国信托业的迅猛发展，国会审议通过特别案，准许自由建设信托公司或增设信托部。因此在1903年，英国皇家保险公司信托部（The Royal Exchange Assurance Corporation Trust Department）呈请政府备案，至1904年，政府批准该公司执行遗嘱、买卖股票及其他证券、代管慈善及教会产业。此时，私立信托公司才真正得到政府和社会的一致认可，并被推崇为现代最可靠的新式企业。而这距离美国1830年第一家名称中明确提到“信托”的公司——纽约人寿保险信托公司（New York Life Insurance & Trust Company）成立，已经过去整整74年了。而英国的营业信托在1925年《法人受托者条例》颁布后才正式得到承认，全国性的自律组织——投资信托公司协会（Association of Investment Trust Companies）和单位信托和投资基金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Unit Trust and Investment Founds）才分别于1932年和1959年成立，《信托投资条例》在1961年才正式颁布，关于信托的配套制度和自律组织的建设更为滞后。
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英国信托才有长足的发展，根据《海外信托发展史》，英国投资信托公司的信托管理资产规模从1963年的不足30亿英镑增长到1994年的380亿英镑，单位信托总资产从1959年的1.2亿英镑增长到1994年的950亿英镑。
三是面临重大社会经济的变革，家族信托也未能保证贵族大家族的基业长青。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国土地所有制和税制的深刻变化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在相当程度上扫荡了封建主义的大地产制残余，彻底动摇了英国贵族地主寡头统治的根基。但在这个过程中，家族信托等信托工具并未能挽救贵族地主衰落的命运。
农业危机造成国外廉价谷物涌入英国，地租和地价先后下降，贵族为保证生活不得不抛售土地。1894年，在自由党财政大臣哈考特主持下，自由党内阁开始征收遗产税，给贵族的财务带来沉重负担。尽管这次税率只占拥有100万英镑以上家产者的财产总量的8%，但是1909-1914年间遗产税增加到15%，1919-1930年达40%，1930-1934年增至50%，1939年高达60%。英国贵族将征收遗产税比作仅次于“置身断头台和吊死在路灯杆”的第三大酷刑。20世纪初，为了调整社会财富分配并促进消费，政府开始针对“非劳动收入”征收高额累进税，这对贵族不啻雪上加霜。
这样的情况下，英国贵族或者转让、出售宅邸，或者拍卖世代珍藏的家具和艺术品，或者出售地产，还有开放宅邸供人参观游览或出租宅邸作为电影取景地的，换取现金流。这在《唐顿庄园2》中有所反映。1922-1934年英格兰什罗普郡的173座庄园中有53座转手出售，找不到买主的则多有废弃毁坏。1870-1919年，有79座自然毁坏，1920-1939年毁坏多达221座，不到20年的时间，毁坏的数量是之前半个世纪近三倍。又因抛售的地产较多，供过于求，地价暴跌。根据W.D.鲁宾斯坦的论文《近代英国史上的精英和财富》记载，20世纪初平均每英亩土地的售价仅为12.66英镑，只有19世纪的1/3强。
由此可见，在重大社会经济变革的背景下，保证家业长青是需要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一个孤立的、具体的法律安排或工具是难以发挥决定性作用的。
是什么原因导致英国信托发展的停滞呢？究其根本在于贵族政治结构和经济属性的保守特征，造成了包括信托业在内的各行各业均在19世纪出现停滞不前的现象。
英国贵族利用群体立法的能力限制王权，上院贵族始终掌握着国家最高司法权，有权审理各类上诉案件，而在第一次议会改革之前，辉格党和托利党主要由贵族和乡绅把持。这种情况下，贵族与国王、国王与议会、贵族与政党、上院和下院等多方面的一致，导致贵族寡头体制的形成和长期存在，以维护贵族利益为重。以裨补普通法阙漏为目的，注重灵活性的衡平法，在十九世纪也逐渐走上了普通法的老路，变得和普通法那样严格和墨守成规。在《荒凉山庄》中，查尔斯·狄更斯把衡平法描述为充满繁文缛节和拖延的迷宫。
此外，英国贵族需要爵位与财产相匹配，上院应由世家贵胤和因地产扩充而新封的贵族组成，新封贵族若无地少地，大多会抓紧置办地产，以求名实相符。这就造成了贵族生产经营活动都是围绕保有大量土地以维持地位而展开的，从而必定在经济发展上倾向于追求地租。
这样的属性导致贵族这样一个复杂的群体在资本积聚和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不是一以贯之的，既有投身经济，改革创新，努力奋进，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一面，同时他们又有享乐腐化，寄生好闲的一面。因此英国贵族在17-18世纪为英国经济尤其是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助力，但在19世纪就显现出弊端——他们的工业投资和经营主要局限于与地产密切相关的矿业和交通运输业，投资制造业的很少，且不能长期经营。在工业、交通运输领域通过的许多法案，也总是率先照顾贵族的既得利益。此外英国还有大量的海外殖民地，海外投资早在17世纪东印度公司成立以来就广泛开展，在本土市场饱和的情况下，对殖民地廉价资源的掠夺边际成本较低，削弱了改革本土经济体制机制和提升本土科学技术的迫切性。
19世纪英国信托发展的停滞给中国信托的发展带来至少两个启示：
一是必须坚持创新思维。创新思维的本质是突破旧的思维定势，注重求异和批判，需要正确判断哪些方面应该保持，哪些方面需要推陈出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自我革新的精神，抛弃守旧观念，不断促进实践创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背景下，应当基于信托业务新三大分类，创新信托业务模式，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美好生活。近年来，资管新规等系列文件的密集出台，在某种程度上倒逼信托公司采用创新思维对待自身定位和未来发展，如果继续采用守旧思维进行应对，必然不利于信托的繁荣昌盛。只有打破思维定势，努力拥抱和接纳变化的社会经济形势，以与时俱进的态度调整未来信托文化建设的方向，才能增强信托公司开拓创新的能力，找到持续繁荣发展的动力。
二是必须坚持人民路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坛和干部队伍中大力倡导新风，走平民路线、抒平民情怀、展平民风格，让广大老百姓感到“离自己很近、和自己很亲”。英国信托长期把持在贵族士绅等有产阶级手中，平民只能通过公益信托等种类有限的业务获得一些益处，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新的信托公司，中国信托公司要时刻坚持服务人民群众的根本宗旨，将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建设结合起来，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和保障受益人利益的基础上，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财产保值增值、财富传承和公益慈善需求，提升受托服务质量，增进社会福祉，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对信托更深层次的认同感。
